2000年3月23日上午7时，诗人昌耀从青海省人民医院病房三楼朝着窗外的晨光艰难地一跃，9点45分，彻底走完解脱之道。自当日中午获知这个消息后，我一直处于麻木中。入夜之后，青海那边的电话突然接踵而来，告诉我的都是同一个消息。午夜，我在电脑上打出了发往青海的唁电：
“获知昌耀于2000年3月23日晨辞别尘世，终从数月的病痛和苦难的一生中得永久解脱，谨向他的亲人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在他生命最后时日中，一切给予他人生慰藉的人表示深挚的感激。
昌耀把人世的大困顿解化作圣者的诗篇，使我和众多爱他的人从中领受了恩惠。他在20世纪的中国新诗史上构筑了一座高原，以对自己的彻底完成而踏上天国之路，愿他在那里一路好走。”
当“向在他生命最后时日中，一切给予他人生慰藉的人表示深挚的感激”这句话从手指下出现时，我才终于从麻木中获得知觉，而于一瞬间泪眼模糊。昌耀，这位苦命的诗人，在他人生最后的近10年间，几乎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说不清楚，他在我们这个国度天南地北知音中卓著的诗名，曾给他窘迫的生存多少有效的支撑？但毕竟，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一言难尽的亲情、友情和我们这个社会的敬重之情，都悉数地向他围拢而去，包括他在病床前接受的首届“中国诗人奖”，以及去世的前一天下午，青海省所有新闻媒体对他的联合采访。然而，这一切，又都是出现在他陷入生命的灭顶之灾已经绝然无路可走之时。癌细胞蚕食中对于生命救赎任何外援的排除，尖锐地还归了他本在的孤独。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是独自承担着各种灾难；这一次，他也只能是自己拯救自己，以至终而用这种决断的方式，来维护生命的自尊和体面。
昌耀就这样走了。我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从数个月前开始，我甚至就在一种复杂的心情中等待着这一天的早日来临。
那还是在1999年12月5日上午，我意外地接到昌耀的长途电话。他以一个生命几近油枯灯灭的微弱音息告诉我，他已到了肺腺癌晚期……此时我正在赶写已故青年诗人《海子评传》这部书稿的结尾部分，由于其中有太多的诗人与死亡的信息，所以，接到电话后我没有不知所措，而是以突然生出的无名恼怒问道：这到底是怎么了，在我的感觉中你好像才把自己的一生理顺，怎么又会这样！昌耀声气困难地说：我也想不通，好像上帝就是专门让我来受罪的。在整个15分钟的通话过程中，他大部分时间的声调都是哽咽着的。
我在这部《海子评传》中曾专门写到了昌耀，写到了昌耀诗歌对海子这位奇迹般的少年天才诗人的影响。自80年代初以来，无论中国的诸多青年先锋诗人们是否曾受惠于昌耀，但许多人都对他怀有面对诗歌圣徒的那种敬重。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青海最主要的概念除了青海湖和大草原外，接下来就是昌耀：他们西部行旅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到青海拜访昌耀。80年代，当时在青海工作的我曾陪同过来自北京、四川、上海、江苏等地一拨又一拨的青年诗人们看望过他。而在我自1992年调离青海后的若干年间，晶耀仍一直是我写作中的一个话题和谈论诗歌的尺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昌耀是我的师傅。1979年，当时在青海读大学二年级的我，第一次读到结束了流放生涯复出诗坛的昌耀的诗歌，便被一种此前见所未见的语言魔力所击中，此后竟身不由己地一路相随，直到若干年后我意识到他诗歌语言的不可复制性时，才逐渐松开。但20多年来，昌耀对我的影响却一直不曾湮灭。在我有限的写作生涯中，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对我产生过如此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昌耀是一位有着先天性艺术禀赋的诗人。我曾在有关他的多篇专论中对此有过论述。他对大地时空中的美色密语心领神会，表现起来得心应手。但我不愿把他放在那类天才诗人的行列中指认，因为一切的天才都固然灿烂，但却无不具有易碎的性质。而昌耀则是结实的，他的诗歌生命更多地显示着在苦难中愈挫愈奋，而至彻底洞开的后天性。他已自我压榨为一段铸铁，无惧于人生的任何伤害。中国当代诗歌史不会忘记一个诗人持续经受的苦难生命历程：他14岁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一名文艺兵，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时，差点被一颗子弹夺去了生命。在中国历史上那让无数人刻骨铭心的1957年，21岁的他因诗罹祸，从此在青海的荒原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流放生涯……九死一生。1979年归来后，仍一直被排斥在尘世的幸福之外。
他曾经血污满面，他曾经气若游丝，他被命运大吨位的汽锤砸入高原腹地的岩芯，然后又以生命与大高原一体化的联结而活了过来，并把自己的写作始终保持在40多岁的生命鼎盛期。大地山河血红的痛楚和瑰美，好男人孤独茫然的心灵意绪和独立支撑的生命耐力，苦行僧般的尘世行色中花雨照眼的天堂光明……当我们以阔大古奥的青藏高原与他的诗歌对应时，又在其中看到了一位淘气的高原小公主，对着秋日吹送蒲公英绒羽的那种灵动。
昌耀写出了那种古奥邃密而又灵光幻化的诗篇，中国评论界却没有相应的理论体系对其做出恰切的诠释。这种尴尬和寂寞，正是一位大诗人和先行者的标志。然而，中国的编辑家队伍中到底是不乏有识之士。90年代以来的若干年间，《人民文学》通常总是不惜篇幅，对他每一年度内的新作实行一次性的“垄断”刊发。该刊编辑史上对一位当世诗人这种独一无二的待遇，无疑是昌耀诗歌的价值与本时代的艺术良知和眼力彼此契合的结果。这因此而使我对这个时代怀有一种敬意。
如果天假以年，昌耀绝对能像歌德那样一直写到80多岁。但他却没有歌德那种优渥尊贵的人生处境。从本质上说，昌耀属于但丁那种类型上的诗人，赤脚踩着地狱的荆棘，血污的额头却浴着天堂之光。但丁在长达20年的流放生涯中写出了不朽的《神曲》，56岁时在流放中客死异域他乡。也许，这就是那类圣徒性诗人注定的命运。
事实上，当昌耀在垂危之际打来电话时，我清楚事情已不可挽回。不然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动用长途电话这种方式的——他大约一直就不曾摆脱过经济上的窘迫，因而也就没有长途电话——那怕是公费长话的习惯。而这种窘迫，只是他整个人生窘迫的一个缩影。我至今也无法忘记1991年的那一天，他到家里来找我，希望在我的家中寄存他的一只皮箱。箱中存放的，除他的伤残军人证书等个人档案类的证件材料外，其余的，就是他所有已发作品的剪贴件以及手稿。此时他的家庭已濒于破裂，而他似乎也很难预知不久后的下一个夜晚，自己将投身何处。但有一点他却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必须先为自己的诗文寻找一个保险的所在。此后不久，他便寄居在青海省美协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住就是近10年。
2000年1月16日晚，当我再次与昌耀通话时，他开始艰难地向我托付后事。除对他个人生平世身资料的处理意愿与有关事宜做了说明外，另一件具体的事情仍是他的诗歌——让我代他校对审定拟议中出版的《昌耀诗文总集》——他估计自己将看不到这部书的最终出版。继而他又嘱托我：有时间的话，为这部书写一篇序言。
是另外一位女性接应了生命最后时刻的他。那个在他的诗中曾以“修篁”的名字出现的女性，在经历了俩人之间同样窘迫的情感折磨后，提供了一个使他多难生命终得慰藉的家。修篁为我讲述了病痛折磨中的昌耀在那个家中的最后时光：“每天晚上，他都觉得自己快要熬不下去了，总要好几次地问我几点了，好像已没法等到天明……”而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出版时将超过一千页码的《昌耀诗文总集》所有稿件的整理工作。昌耀本人曾是一位资深编辑，更是一位对文字怀有洁癖的人。尽管他在勉力而为中根本无力理清他之于这个尘世的丝丝缕缕，但对于造就了自己也伤残了自己一生的诗歌，他却彻底清算一毕。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这是艾略特《荒原》中的名句。而我搞不清楚，中国的三月又何以会对诗人如此残忍？11年前的3月26日，天才的少年诗人海子以决绝的方式自我了断；11年后的3月23日，经磨历劫的老昌耀走上了同样的路。而昌耀之于另一位老诗人徐迟那阳台上决然向前一纵的相同的生命告别方式，莫不是再次昭示了诗人们令人惊骇的神秘宿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北去的白鹤在望月的络腮胡须如此编队远征。
——昌耀在13年前的这首《听候召唤：赶路》中，想是早已编制好了他们将在天路上飞翔的队列？昨夜，当我收到了千里之外的出版社寄来的《昌耀诗文总集》的复印件，为即将开始的这一工程凭窗远眺时，于浩茫的夜空中又一次听到了那一鹤阵激越的长唳。
